建筑学的危机？
2000年，普利策建筑奖颁给了荷兰人库哈斯。在授奖仪式上，这位极具争议的建筑师说道：“我们仍沉浸在沙浆的死海中。如果我们不能将我们自身从‘永恒’中解放出来，转而思考更急迫、更当下的新问题，建筑学不会持续到2050年。”
耸人听闻的言论！难道建筑学正面临危机吗？或者这只是库哈斯又一次的故作惊人之语。
传统的建筑理论及言论
成熟的、经典的建筑史通常是一部关于建筑风格的历史；这种历史着重于对建筑的外在形态的描述，做出分类，便于人们认出和认识。比如欧洲早期从事建筑史研究的主要是一些艺术史家。他们所运用的术语和观念自然也来自艺术史，关注的重点是各种图案和形态。《建筑七灯》的作者拉斯金对威尼斯的描写充分展现了一个图案艺术研究者的文学才华。著名的建筑史学家吉第翁（S. Giedion）、佩夫斯纳等，其学术训练来自瑞士艺术史家沃尔夫林，后者最有名的著作是《风格论》，大致是关于文艺复兴和巴洛克艺术风格的比较研究。建筑史主要成为一种艺术风格流变的历史，跟随黑格尔之后，许多学者将各种风格与时代精神联系起来，这种丰富的联想尤其具有煽动性。于是，风格的交替，在进步史观的照耀之下，成为一个不可流转的洪流，深入到专业和业余爱好者观念中。建筑学登上了艺术的神坛，一种宏伟的艺术，无数人们将他们的梦想和欲望投射到建筑之上，建筑可以体现财富、高贵、威严、神圣、或者其他各种浪漫情调。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流行的建筑学话语，比如，几何性、比例、构成等等，最近的统治建筑学的是“空间”的话语，这几乎是20世纪本学科中最大的神话。然而，每个时代的风气和观念都会变迁、流逝，流行的建筑学话语或者被人遗忘，或者最终只会变成历史书中的文字，建筑却仍然在那里。事实上，当逐渐屏蔽掉所有笼罩在建筑上的光环，那么我们将会发现，建筑最本质的方面是它作为一个某些材料的结合体。他们连接在一起固然是为了为人们提供一个空间，一个避难所，但它本身仅仅是一个物质结构体。回到最物质主义的层面，建筑就是将某些材料以合适的方式结构起来，以抵抗永恒的地球引力，以及风雨、地震等自然以及人为的破坏力。
风格化的建筑史主要是描述性的、图像化的，建筑物被简化为各种图案和符号，当作菜单来使用，而忽略了这些形态是何种建构方式的结果。当代著名学者弗兰普顿有感于美国建筑的布景化和图片化，以及形式主义的盛行，写作了《建构文化研究》，无疑是对建筑风格史学的一种抵抗。
结构师vs建筑师
人们对建筑师背后的工程师默默无闻的形象已经习以为常。在聚光灯下抛头露面总是意气风发的建筑师，他们被当作形式赋予者（form-giver），建筑产品的“设计师”。而结构工程师只是为建筑师的伟大构想提供技术支持。结构工程师，一向被当作建筑师和施工单位的桥梁，他们负责测量和计算荷载和受力，处理纯粹技术型的、功能性的问题，满足建筑师的形式要求。在公众心目中，结构工程师通常是老实巴交，毫无创建的幕后人员，有时甚至是不思进取的保守形象。
在古希腊语中，“技艺”（techne）是工程师和建筑师的组合，他们在设计中分担价值，建筑师的图解和工程师的计算，建筑师的概念和工程师的数学，都属于一种“诗意的发明”。他们共同创造了建筑。西方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职业建筑师并不存在，工匠就是建筑师，据说文艺复兴时的帕拉底奥是第一个职业建筑师，他是石匠出身。到了十八世纪，巴黎成立了专门的道桥学院和理工院校，工程师和建筑师逐渐发生专业分化，古典主义建筑的大本营巴黎美院变得越来越形式主义、远离了技术进步的道路。所以毫不奇怪，现代建筑运动的重要人物中没有一个是出自巴黎的学院派建筑学体系（巴黎美院的学术体系通过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影响了当时在那里求学的梁思成和杨廷宝，他们作为现代中国建筑学术的奠基人，自然也将这种体系传播到中国）。 19世纪的钢铁和钢筋混凝土技术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学院派建筑师仍然延续古典建筑形式语言的训练，关心的只是形式和图案而已，他们甚至也无意发挥这些新技术的优势。如果了解他们同时代的柯布西耶和密斯在做什么，就能知道为什么这两个建筑师对现代建筑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
柯布西耶在佩雷那里学会了钢筋混凝土技术，发展出一种多米诺结构体系(Dom-ino)，并申请到专利。多米诺结构是一种柱板结构，同时在两头悬挑。因为没有梁，所以可以做所谓的“自由平面”。柯布西耶意在发明一种快速建造、不断复制的结构系统，这种多米诺结构体系在战后得到了最广泛的应用。
密斯尽管出生石匠，接受了古典建筑训练，但是却以发展新的技术为己任。他在20年代做出了第一栋玻璃高层方案。这种玻璃摩天楼最终在美国大行其道。他所开拓的钢结构和玻璃幕墙的建筑文化，以至于被称为“密斯风格”，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当代都市景观。
密斯和柯布西耶至今不断被人重提，表面上看来仿佛是他们发明了一种现代主义风格，或者国际式建筑，或者流动空间、粗野主义等等。而在最本质的立场来看，他们同时是结构技术和构造上的探索者，正是他们主动选择了尝试新的技术和材料，才能产生如此久远的影响。稍后一代的建筑师，比如康、伍重等，也都有过成功的结构技术创新。
积极的结构工程师
建筑学大致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在原有的学科范式基础上，继续建筑形式语言的探究；另一方面就是与其他学科，比如生物、环境技术的结合，寻找交叉学科发展的可能性。这两种方向分别拓展了建筑学的深度和广度。结构学其实是建筑学的核心知识部分，结构学对建筑的可能性影响至关重要，在一些建筑中，结构概念很大程度上是产生建筑形式的关键。回溯历史，我们发现，建筑和结构天生就是捆绑在一起的，结构知识的发展一直是建筑学发展的主要动力。
结构学对建筑学的渗透可以极大地提高建筑的质量。最近广为人知的建筑师如西班牙的卡拉特拉瓦（Calatrava），本来是学结构工程的，其结构概念主要是仿生学的，具有强烈的表现性。另一个享有盛名的结构师塞西·巴蒙，虽然成就巨大，在建筑师圈内却比较不为人知，他的结构观念比较抽象，特别追求一种诗意的含混性。塞西·巴蒙几乎与所有当代知名的建筑师都有过合作，包括库哈斯、斯特林（James Stirling）、里贝斯金、菲利普·约翰逊、西扎（Alvaro Siza）、伊东丰雄等著名建筑师。除了在世界各地大量的实践工程（包括颇有争议的北京CCTV总部大楼）以外，巴蒙著有《异形结构》（发表在Domus中文版第四期），阐述了自己独特的结构思想。他质疑传统的结构范式，稳定的笛卡儿几何系统，线形的结构设计过程，以及所谓“最佳的结构方案”。詹克斯（Charles Jencks）声称巴蒙正在“改变建筑学”。库哈斯则说道，巴蒙几乎是单枪匹马地撼动了工程学的地面——在这个领域内地面罕有动静——从而使人们能够以迥然不同的方式来幻想建筑。正是通过巴蒙的努力，结构工程学能够进入到一个更为实验性和感性的领地；如果建筑学要超越当前作为一种的点缀（花瓶）的地位，那正是通过巴蒙等人的思考，为我们提供了新的严肃性（seriousness）和新的愉悦。”
库哈斯的言论表达了对当下建筑学学科的反思，建筑学除了在物质层面生产房子以外，可能会成为各种风格的俘虏，并变成商业、财富和威权的花瓶。因为在各种标准、规范成熟之后，造房子成为一套近乎机器生产的程序。除了传授一种职业技能外，建筑学学科还能凭什么存在？库哈斯认为，结构技术可能是把学科从目前这种状态解救出来的途径。他在回答针对中央电视台的质疑时说：“谁说结构是不能再设计的？谁说重力是不可战胜的？谁说对结构的再设计不是一种创新？我只是想让你们认真思考你们所用的‘不可行’这个词。这是可行的…….这不过是一个如何支撑，并如何让形式与其结合的问题而已。”。西方的建筑观念未必都适合中国，但是技术在某种程度上却是普适性的。对于库哈斯来说，如果没有结构工程师巴蒙的创造性合作，他也不可能一直处于建筑学的前沿。
密斯曾总结自己的经验说“我越来越相信，如果不接受新的科学和技术进步，就不可能有我们时代的建筑。…..建筑决不是要发明什么有趣的形式，也和个人的趣味无关。真正的建筑总是客观的，是时代的内在结构的表达。”
在密斯看来（虽然也蒙着黑格尔“时代精神”的魅影），就形式论形式毫无意义，好的建筑是弱化建筑师的个人趣味，而必然要发挥体现新技术。创新应该开始于比形式更深层的物质层面，即结构和材料。巴蒙的实践证明了一个结构工程师可以做的事情不仅仅是这里要加根柱子，或者那里要加根梁，他可以更深入地参与到创造新的建筑形式和文化之中。人们也有理由相信，当下中国巨大的房屋建设量，必然应该有结构学的独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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